新華社杭州11月11日電（記者馬劍）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浙江諸暨楓橋干部群眾在實踐中創(chuàng)造了發(fā)動和依靠群眾、就地化解矛盾、堅持矛盾不上交為主要內容的“楓橋經驗”。

　　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浙江把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“楓橋經驗”貫穿于平安浙江、法治浙江建設始終，堅持黨建引領、人民主體、“三治融合”、共建共享，使“楓橋經驗”的內涵不斷豐富、功能不斷拓展、效果不斷顯現。

　　“平安大姐”：自家人處理好“自家事”

　　深秋時節(jié)，驅車行進在湖州市吳興區(qū)織里鎮(zhèn)，“織里知禮”的標語映入眼簾。

　　24位女企業(yè)家組成的“平安大姐”工作室，是織里鎮(zhèn)糾紛調解的金名片。發(fā)起人徐維麗來自遼寧海城，2003年來到織里鎮(zhèn)經營童裝，把織里當作第二故鄉(xiāng)。

　　2017年底，織里一家服裝廠負責人跑路，引發(fā)員工集體討薪，“平安大姐”及時介入化解了矛盾，確保了工人們回家過年。“這些年我在織里賺了錢，口袋富了，總想著為這片土地做點貢獻。”徐維麗說。

　　“平安大姐”工作室只是“楓橋經驗”在浙江基層生根發(fā)芽的一個縮影。在浙江，依靠群眾并充分發(fā)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成為共識。浙江全省社會組織從2007年的2.4萬個增加到2017年的5.1萬個，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達9.2個，位居全國前列。

　　在“楓橋經驗”的發(fā)源地諸暨市楓橋鎮(zhèn)，當地以“紅楓”黨群服務中心為核心，通過黨群互動、黨員帶動，把服務管理觸角延伸到社會治理的末梢，實現了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鎮(zhèn)、矛盾不上交”。

　　引入“智能”：提升服務、安防

　　袁平華是龍游縣東華街道的一名基層干部，2013年12月，他被下派到黨組織軟弱渙散的張王村兼任黨支部書記。

　　“我當時想，村民大都用上了智能手機，能不能開發(fā)一個平臺，既能實現村莊管理智能化，又能架起與老百姓溝通交流的橋梁？”2016年2月，一個具備上情下達、下情上傳和便民服務功能的智能化治理平臺“龍游通”應運而生，并在全縣推廣。

　　據統計，目前該縣90％的４Ｇ用戶、73％的農村人口關注和使用了“龍游通”，總瀏覽量突破4700萬人次。龍游縣委政法委副書記袁旭輝說，“龍游通”依靠群眾、發(fā)動群眾、服務群眾，最終實現問題在一線解決，服務在一線提升，治理在一線加強。

　　在嘉善縣，基層治理通過另一種方式插上“智能”的翅膀。智能攝像頭、煙霧報警器、燃氣泄漏報警器、水浸監(jiān)測器和門磁感應器……嘉善的“智安小區(qū)”業(yè)主只需安裝智安社區(qū)ＡＰＰ，便可實時監(jiān)測家中溫濕度等各項系數。

　　“‘智安小區(qū)’充分運用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物聯網等技術和信息化手段提升智慧安防水平，為小區(qū)構筑起無形的平安‘防護墻’。”嘉善縣公安局局長曹雪龍說。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：續(xù)寫“楓橋經驗”新篇章

　　“楓橋經驗”之所以持續(xù)旺盛生命力，在于其能不斷順應形勢任務需要，創(chuàng)造性地解決不同時期的社會矛盾和問題。

　　浙江省政法委書記王昌榮表示，實踐證明，當前，“楓橋經驗”已成為新時代踐行黨的群眾路線、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經驗。

　　推進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融合”，是近些年來浙江基層百姓的創(chuàng)造，也是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“楓橋經驗”的最新成果。在諸暨，“三治融合”實踐帶來巨大變化。比如，堅持“三上三下”民主議決事制度，通過最廣泛動員群眾參與決策，從源頭預防矛盾發(fā)生；制定村民行為約束“負面清單”和勸導式“正面清單”；設立村級法治大講堂，引導群眾依法維權等。

　　新時代要念好“變與不變”治理經，提升“楓橋經驗”新內涵。諸暨市委書記徐良平表示，“三個不變”即堅持貼近群眾的作風不變、堅持依靠群眾的方法不變、堅持服務群眾的宗旨不變。“三個變”即理念上由管理向治理轉變、方法上由傳統向智能轉變、領域上由線下為主向線上線下融合轉變。

　　為了對轄區(qū)平安狀況進行量化分析，浙江省日前還創(chuàng)造性地發(fā)布了“平安指數”，涵蓋了浙江省內11個設區(qū)市、89個縣（市、區(qū)）的平安狀況。有了平安指數，老百姓可以隨時查看所在地或關注地的平安狀況。

　　王昌榮表示，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新征程中，浙江的干部必須要以創(chuàng)新的舉措、務實的作風，傳承好、發(fā)展好“楓橋經驗”，續(xù)寫好“楓橋經驗”新時代篇章。

【糾錯】

責任編輯： 成嵐